kaiyun无问西东：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kaiyun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和国际政治的变动，对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需求日益强烈，再引学界关注。为打破医疗史研究的国别壁垒，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2023年11月25日下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与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无问西东：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青年工作坊在沪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kaiyun，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等全世界多所高校的近二十位学者同步参加了会议，从政治、经济、性别、社会、知识和感官等多个路径，深入探讨了医学史研究的东西方前沿问题。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长云副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期待医疗史研究的中西互鉴，助力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从而扩大医疗史研究队伍，培养青年学者研究的多元视野。在专题报告环节，报告人分别围绕医疗史研究的“东方视野”“西方路径”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会议上半场的主题为“医疗史研究的东方视野”kaiyun，四场报告主要关注中古至近现代时期，尝试将中国本土医疗史研究放置于世界历史发展视域下，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

　　姜姗（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先报告了论文《针灸概念史研究的意义：以“阿是穴”为例》。姜姗指出，在现行的针灸知识体系中，阿是穴属于三大类腧穴之一。然而，这一知识却源自《千金方》的一段角落中的民间疗法记录。阿是穴如何从古典文献的边缘上升到现代针灸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历史过程很少被讨论。为此，姜姗追溯了阿是穴的缘起与概念流变，并认为，阿是穴在中国的突然显著起自民国时期。民国针灸理论的现代化和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日本对实用技术的偏好，流派的理论创新，以及其后针灸科学化转型，成为改变阿是穴理论地位的三个重要原因。随着民国时期对日本针灸教科书的译介，以及民国医家的理论创新，阿是穴终被重构为今日面目。评议人就下层中医的实用性追求、25本汉译日本医籍的标注方式，以及阿是穴理论的调适与针灸疗法的商业化的关系与报告人进行了交流。

　　顾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肝脏之疾，妇女尤甚”：作为慢性病的肝疾与清代女性的疾痛经验》。顾玥引入慢性病的研究方法，对清代女性罹患肝疾的疾痛经验进行研究，发现情绪成为病患及其家属对于疾病的解释论。而慢性病往往反映着社会焦虑的根源，在这里kaiyun，肝疾象征着一种女性难以压制的情感的焦虑。顾玥指出，女性病患自身也将对于情感的焦虑内化在她们日常的慢性病应对策略中。评议人就文中提及的情志病的定义、情绪与疾病的关联论述，以及14世纪西方的体液学说对比观察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疾患以及其情绪的控制与建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将视野投向近代，第三位报告人姬凌辉（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以《全面抗战爆发前国际联盟与国民政府卫生技术合作初探》为题。他从全球化与国家化的视角，重新梳理了民国时期国际联盟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卫生合作过程。姬凌辉重点关注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双方进行的广泛的卫生技术合作，包括派遣专家来华、重建海港检疫、救助长江水灾、建立中央实验处、选派专家赴欧等内容，并指出国际联盟卫生部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之间的卫生技术合作是民国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力之一。评议人就档案的使用、研究综述的写作以及历史分析等方面，以及涉及的外交方面的医疗合作研究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交流。

　　第四位报告人张蒙（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的报告题目为《探索新的医学模式：中国与建国前后的北大医学院》。张蒙认为，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成为执政党后，医疗卫生的中心任务应该存在一个渐进的过渡阶段。评议人就文中对医疗的定义和社会角色的探讨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交流。

　　会议下半场的报告关注近代以来，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地域国家的医疗史研究路径，着眼于从非本土化的研究资料出发，回顾全球化经验。

　　刘小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实用疗法与生命经验：重构近代早期法国工匠的医方搜集与制作》。刘小朦以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Ms. Fr. 640的手稿为中心，通过文本解读与实验室重建的方法对手稿中48则医方进行详细探讨，以管窥近代早期欧洲民间的医疗观念及工匠实践的技艺与物质文化。刘小朦报告的具体案例也显示了重建实验的重要性，药物制备中物料的转化过程是难以通过医方文字本身传达的。这种对物质切身体认的能力也是通俗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评议人就文中关注的欧洲近代早期工人手稿、普通人的医疗观念以及实验室重建方法等方面与报告人进行了探讨。

　　毛利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根除天花的开端——论18世纪英国天花防治的革新与实践》为题，论述了人类与疾病之战的第一场完胜——1980年天花的根除。毛利霞认为根除天花肇始于18世纪英国对天花防治的医学突破和实践。同时，毛利霞也指出英国的天花防治突破和实践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彰显了医学的公益性以及医学从业人员的妙手仁心，进而使根除天花从18世纪的预见变为20世纪的现实。评议人就文章的定位、问题意识以及天花根除的开端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商榷。

　　顾年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罗伯特·科赫与19世纪德国医学的实验室转向》。顾年茂首先解释了写作这篇文章的源起，以及博士后期间关于德国细菌学知识生产及其国际传播的经历。顾年茂认为，19世纪40、50年代以后，现代医学发生“实验室转向”，从法国临床医学注重病理解剖、临床观察，发展到德意志地区实验室医学提倡实验还原、规律性分析，两者共同促进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顾年茂指出，罗伯特·科赫在细菌的致病性问题、实验室细菌学研究方法上取得开创性成就，努力推动了实验室新发现与临床治疗之间的知识转换。评议人就论文写作方法、论文内容的紧凑性和相关性等方面，以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国别与区域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交流。

　　安永娜（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酗酒者形象之争与19世纪英国社会治理的转向》。安永娜指出，在19世纪英国的公共话语中，酗酒是一个高频词汇，但关于酗酒者的界定却复杂多样，颇费周折。安永娜认为，日益严峻的酗酒犯罪威胁社会秩序，一系列溢出效应迫使英政府于19世纪中期不得不调整治理方向，一方面积极配合道德改革的人道主义舆论，另一方面颁行《精神错乱法案》，皇家疯人院因此成为合法容纳酗酒者的场所。而酗酒发生率和复发率之高，使依赖捐资为生的皇家疯人院于19世纪后期不堪其经济压力，医师遂利用对酗酒的医学话语权，转而请愿另立专法管理酗酒者。19世纪对酗酒者形象认识的多重反转，勾勒出英政府在工业化时期治理模式的探索与转变kaiyun。评议人就饮酒与酗酒的概念界定、文章涉及的区域以及部分措辞与报告人进行了讨论。

　　两场主题发言结束后，工作坊进入圆桌讨论环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向荣、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闵凡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邹翔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勇安等专家学者，围绕此次工作坊主题“无问西东：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展开集中讨论。

　　向荣教授感慨近年来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变化之大。结合自身在上世纪90年代赴英读博、继而初步接触医疗史的经历，向荣教授指出现在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日趋成熟，研究学者早已超出一般而言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而是更为透彻和深入。医疗社会史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这也与我国经历的两场深刻的公共卫生考验——非典和新冠疫情有关。随后，向荣教授联系会议主题“无问西东”，指出打破世界史和中国史学科界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闵凡祥教授对于医疗社会史的国别界限提出自己的观点。闵凡祥教授表示，之所以关注医疗社会史的国别话题，并非要将医疗社会史做成国别史，而是注意到中文学界对于部分国家的医疗社会史的了解不够，例如法国的医疗社会史。我们应提高对这些国家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关注度，将其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推动国内医疗社会史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此外kaiyun，闵凡祥教授认为，医疗和疾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医学的全球化传播十分迅速，但在传播过程中也有国别有地域，过于强调区域和国别，就不能一窥医疗社会史研究全貌；目前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以英语国家为主导，其他国别则较为少见。若忽视部分语区（如西班牙语区）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也会落入一叶障目的窠臼。对于医疗史的研究对象，闵凡祥老师认为传统上我们局限于正统医学和医学制度上，对于正统医学之外的医学，如普通病人如何寻医问药，常常是被忽视的对象。

　　邹翔教授从论文写作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结合自身多年研究经验，邹翔教授进一步指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很多时候应以问题为导向，贯穿全文，而非刻意遵循国别界限，因为细菌和病毒的历史不会因循国别发展。结合自己在牛津访学的经历，邹翔老师提出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即写作历史学论文应当坚持用历史学的方法，不能轻易被其他学科的写作方法影响。这点也引起向荣教授的高度赞同，向荣教授认为在以跨学科视角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尤为坚守历史学的学科阵地。

　　会议的最后，张勇安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张勇安教授指出小规模的青年学者工作坊有利于年轻学者相互交流，打造自己的学术网络，以及向优秀同辈学习借鉴，以此激励自己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至于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无问西东：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张勇安教授表示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医疗社会史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确实需要打破边界，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发现、探讨问题。此外，打破学科界限有利于人文学科利用理工科率先使用的许多概念，可能助力推动我们现在的研究。张勇安教授还指出，医疗社会史研究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在英国，几乎所有较高层次的学校都有强大的医疗社会史团队，医疗社会史也是人文研究的热门方向。在美国，许多接受系统医学训练的学者进行医学人文研究。医疗社会史研究中的相互借鉴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张勇安教授对于本次工作坊的讨论和交流表示欣喜：各位年轻学者确实在“无问西东”，试图在研究过程中打破学科和国别界限，同时试图运用多元档案、多国多语种资料来丰富自己的研究。同时，张勇安教授也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争取做能引起对象国学界重视和认可的研究，从而扩大研究影响。二是要更加倡导跨国和跨地域的研究，并注意将中国置于视野之内，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突破。最后，张勇安教授对之后的青年学者工作坊表示期待，希望有更多不同学者参与交流，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